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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夫自古之善书者，汉魏有钟、张之绝，晋末称二王之妙。”这里，推出了书道的四位大贤。张芝、钟繇、王羲之、王献之。

这是书谱立言的总纲，其实书法的谱系，也是围绕着这四个人展开的，最终归宗于此书圣王羲之。打算分十八讲，来探究《书谱》。这本《书谱》，不仅仅是一本经典的法帖，更是一本系统的书论。伴随着这十八次的书谱讲解，我个人也将开启系统的书谱临习，是时候开始系统地学习草书了。好，这是题外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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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羲之云：“顷寻诸名书，钟张信为绝伦，其余不足观。”

这是借王羲之之口，引出钟繇和张芝。“其余不足观”，这就是晋人风度，傲视群雄，他有这个资格。

这句话，孙过庭说不得，只能借由书圣之口。但是书圣自己的也不能说，说了就真的傲慢了。这就是语言的表达，什么能讲，什么不能讲，该怎么讲出来，都是有学问的。

可谓钟、张云没，而羲、献继之。

这一句，显然就是孙过庭所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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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云：“吾书比之钟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

这又回到王羲之的评价。

每自称“我书比钟繇，当抗行；比张芝草，犹当雁行也”。曾与人书云：“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使人耽之若是，未必后之也。”羲之书初不胜庾翼、郗愔，及其暮年方妙。尝以章草答庾亮，而翼深叹伏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，过江颠狈，遂乃亡失，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（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）

这是历书记载的，王羲之对自己的评价。

孙过庭(646~691)，名虔礼，以字行。名过庭。唐代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。出身寒微，迟至不惑之年始出任率府录事参军之职，以性高洁遭谗议而去官。之后，遂专注於书法研究。

宋代的米芾在《海岳名言》中说:"孙过庭草书《书谱》。甚有右军法。作字落脚，差近前而直，此过庭法。凡世称右军书，有此等字，皆孙笔也。凡唐草得二王法，无出其右"。明代的焦谓:"昔人评孙书，谓千字一律，如风偃草，意轻之也。余谓《书谱》虽运笔烂熟，而中藏轨法，故自森然。顷见《千文》真迹，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。

在《书谱》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、学书师承、重视功力、广泛吸收、创作条件、学书正途、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主题。

孙过庭《书谱》，草书墨迹纸本，孙氏撰并书。作于垂拱三年(公元687年)。而《晋书》成书于648年。

回到文本。“吾书比之钟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”

他自认为自己的书法水准能与钟繇相抗，就是不相上下，甚至可以说是比钟繇强一些。

“张草犹当雁行。”和张芝的草书比起来，虽能比列前行，但是还是排在他的后面。但是呢“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张芝在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工夫，“池水尽墨”，我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书法上用功，如果也能有机会用功在这上面，未必不如他呀。

这也是自信之言，这是一个立于书道的书家，对自己的信心。

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。考其专擅，虽未果于前规；摭以兼通，故无惭于即事。

这是推举张芝、自认超越钟繇的意思。

考究王羲之的书法，虽然不能完全集前人之大成，但是他诸体兼通，是对得起自己所践行的书法这项“恒业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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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者云：“彼之四贤，古今特绝；而今不逮古，古质而今妍。”

这个评论，对于书法理论有很大的推进作用。谈到了古今文质之变。

这四位书法大家，古今罕见。钟张属于古，二王属于今。二王在神韵上，不如古。钟张的书法，比较拙朴，而二王的书法，比较妍丽。

一件事物的变化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从质朴到华美，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。就如一颗种子种下去，从土地破芽而出，从一棵幼苗，长成大树，开枝散叶，然后开花结果。到了王羲之之时，是到了开枝散叶、开花结果的繁盛期。

夫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。虽书契之作，适以记言；而淳醨一迁，质文三变，驰鹜沿革，物理常然。贵能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所谓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

质朴风尚因循时代发展而兴起，妍媚格调也随世俗变化在更易。虽然文字的创造，最初只是为了记录语言，可是随着时代发展，书风也会不断迁移，由醇厚变为淡薄，由质朴变为华丽；继承前者并有所创新，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常规。书法最可贵的，在于既能继承历代传统，又不背离时代潮流；既能追求当今风尚，又不混同他人的弊俗。所谓“文采与质朴相结合，才是清雅的风度”。

这其实就是统观书法史而又能立足当下。

老子讲：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不把古今对立起来，不去做二选一，而是守住根本，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。

书法，行的是中道，“文质彬彬”，古今会通。

何必易雕宫于穴处，反玉辂于椎轮者乎！

何必闲置着华美的宫室去住古人的洞穴，弃舍精致的宝辇而乘坐原始的牛车呢？这就是尚古而不复古，尚意而不仿形。

我们这个传统，是“尚古”传统，尚的是古之源，古之神、意，而非古之形。我们不必回到上古的茹毛饮血，但是可以尚其时的淳朴、元气饱满、野性十足的气象。

意到，则可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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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云：“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犹逸少之不及钟张。”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，而未详其始卒也。

这种讲法，就是打标签，过于概念化。不及，到底不及在何处。要有疑情，深思，行深到根本处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做学问，最忌讳这种打标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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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元常专工于隶书，伯英尤精于草体，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。

钟繇所专的在于隶书，而张芝专于草书。王羲之两者都很擅长，可以说是集大成。

拟草则馀真，比真则长草，虽专工小劣，而博涉多优。总其终始，匪无乖互。

比较张芝的草体王还擅于楷书，对照钟繇的楷书王又长于草体；虽然专精一体的功夫稍差，但是王羲之能广泛涉猎、博采众优。总的看来，彼此是各有短长的。

其实，关公战秦琼是没有意义的。重要的是，这些书家在书法史上的位置，他们是如何推动书法的发展的。

钟繇隶书一代宗师，又是小楷之祖。而张芝是草书之宗师，特别是他的章草，大成境界。到了王羲之，他的小楷在钟繇的基础上，又有所进化。而他的草书，结合了楷书和草书，形成了行书风格。并且王羲之的草书，也把章草之风格推进到今草之风格。对于书法史都有大的贡献。更重要的是，每个大书家，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，是那个时代和传统，共同养成一个大书家。

谢安素善尺牍，而轻子敬之书。子敬尝作佳书与之，谓必存录，安辄题后答之，甚以为恨。

这里又回到二王。在一个权威第三方的视角来观二王的水平。

谢安素来善写尺牍书，而轻视王献之的书法。献之曾经精心写了一幅字赠给谢安，不料被对方加上评语退了回来，献之对此事甚为怨恨。

作为王羲之的儿子，王献之在书道的探索上，他的父亲是挡在他前方的一座大山。王献之在书道一途，是立志超越乃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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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尝问敬：“卿书何如右军？”答云：“故当胜。”安云：“物论殊不尔。”于敬又答：“时人那得知！”

后来二人见面，谢安问献之：“你感觉你的字比你父亲的如何？”答道：“当然超过他。”谢安又说：“旁人的评论可不是这样啊。”献之答道：“一般人哪里懂得！”

我喜欢这样的王献之，心气不能弱。人争一口气，这样才能跨越关山之难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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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，自称胜父，不亦过乎！且立身扬名，事资尊显，胜母之里，曾参不入。以于敬之豪翰，绍右军之笔札，虽复粗传楷则，实恐未克箕裘。况乃假托神仙，耻崇家范，以斯成学，孰愈面墙！

王献之虽然用这种话应付过去，但自称胜过他的父亲，这说的不是太过分了吗！况且一个人立身创业，扬名于世，应该让父母同时得到荣誉，才是一种孝道。

曾参见到一条称“胜母”的巷子，认为不合人情拒绝进去。人们知道，献之的笔法是继承羲之的，虽然粗略学到一些规则，其实并未把他父亲的成就全学到手。何况假托是神仙授书，耻于推崇家教，带着这种思想意识学习书艺，与面墙而观有什么区别呢！

这里带着作者的偏见，以“孝道”的有色眼镜观王献之，在此为他鸣不平。当我们在讲艺术、技术的时候，也不用把礼教牵扯进来。

这里，孙氏不客观了。但是，有一点我是认可的，那就是“书如其人”，人的德性和书道是息息相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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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羲之往都，临行题壁。子敬密拭除之，辄书易其处，私为不恶。羲之还，见乃叹曰：“吾去时真大醉也！”敬乃内惭。是知逸少之比钟张，则专博斯别；子敬之不及逸少，无或疑焉。

有次王羲之去京都，临行前曾在墙上题字。走后献之悄悄擦掉，题上自己的字，认为写得不错。待羲之回家来，见到后叹息道：“我临走时真是喝得大醉了。”献之这才内心感到很惭愧。由此可知，王羲之的书法与钟繇、张芝相比，只有专工和博涉的区别；而王献之根本比不上王羲之．则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
这是在细节处见真章。但是这个故事，我们也可以理解，父子的书风不同而已。王羲之感叹的是，自己的书风可能是在大醉之下，无意间改变了，并不能说明境界的高低。

“敬乃内惭”，这对王献之很重要。这是反求诸己，改变自己的开始。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王献之的书风开始内化，改变，最终走出自己的路，与其父并驾齐驱。

书家四贤一章，到此就告一段落。这也是中国书法，从篆隶到楷行草转变的重要时期，搞清楚了四者，那对书法史的变化的理解，也就更为深刻了。

好，第一讲到这里。